魏晋时期书法流派沿革

魏晋时期，文人流派沿革的过程，主要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锤舔为代表。他对楷书和行书的笔法研究与书法实践，开启了一代新风，所以他是将汉隶转向魏晋楷、行的枢纽人物。以流派现象观之，当时他的书风曾影响整个朝野，《晋书·荀勘传》云:(勖)“俄领秘书监……又立书博士，置教习，以锤、胡为法。”小胡即胡昭，与锤均学刘德升行书，然书名不及镬。这则记载证明，西晋时官方推行的书法正是以锤、胡为法则的行书。此后卫氏一门和索靖承继和弘扬张芝草书，但他们同时也增人了承继锤氏的新质。再后卫氏家族中的卫夫人与以后王氏家族都学习锤蒜之法。锤惑流派的风格在当时已是新的时尚，但较之以后东晋王派书风来，依然保留着汉代质朴、厚重的审美特征，用笔也未完全脱尽隶法。北方在进人北朝后，由于无法见到南方的新书风，因此文人书家依然沿用锤法，如《北史·卢玄传》附《卢伯源传》云;“初，(卢)湛父志，法锤恶书，子孙传业，累世有能名。” 在锤舞书风风靡之时，由汉代张芝开创的草书流派，仍有很大的影响。西晋时卫氏一门祖述张芝，其他士族文人中的著名书家索靖、韦诞等也都学习张芝草书。直到东晋王羲之仍受到张芝的很大影响，王羲之尝自负云:“我书比钟繇，当抗标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f可见他于前辈佩服者仍为锤、张，所以他又说:“顷寻诸名书，饨、张信为绝伦，其徐不足存。”晓’这说明东晋之前，最重要的流派是踵拣一派与张芝一派。张芝为汉末草书流派的延伸，锤则属本时代崛起的新体流派。钵惑一派，尽管在东晋王派的崛起后影响渐小，但一直是书家祖述的一个重要方面。至南朝梁时，梁武帝力矫时尚，云:“张芝、锤恶，巧趣精细，殆同机神，肥瘦占今，岂易致意。”他认为:“逸少至学镬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更言“又子敬之不追逸少，犹逸少之不追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戊扬锤抑王，遂使锤舔的地位重新确立。 第二阶段则以工羲之为代表。在继承撞、张之法的同时，他不仅将楷、行书推向更新的阶段，而且还将草书进行了改革。其间又将行书和草书揉成一体，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历史上的楷朽、行书、今草均成熟于他的手下。王羲之书风的最重要特征，是将玄学时代的审美意识反映于笔下，脱尽汉代隶书质朴、滞重的笔意，创造出流美潇洒、富有韵味的书风来。南齐时工僧虔曾云:“变占制今唯右军(羲之)、领军(王洽)，不尔，至今扰法铺、张。”“变一占制”三字说明了变古为今的创新精神，乃是王羲之流派所以风靡东晋的根本原因，并成为其书法涵盖中国书坛千年不衰的本质精神。 当时一的门阀士族对于书法都有家法，而自从羲之新体书风一出，则纷纷效法于他。但工羲之流派的传承，在南朝主要还是靠其子孙及同门王氏书家、王氏一门，}’著名书家如王殉、王抿、王献之、王操之、王徽之、王昙首、王僧虔、工慈、工志、王摘，直到七世孙智永，一直占据着南朝书法发展的主流。 北朝方面因国家，一书风保守，而在南朝与北朝对峙局面逐渐稳定之后，王羲之书风开始传到北方。北魏时代出于宫廷高级工匠之手的大量元氏墓志，已可见王氏新质楷书的影响。《周书·王褒传》说，王褒书学萧子云，萧子云为梁代书家，是王褒的姑父，“褒少以姻戚去来其家，遂相模范，俄而名亚子云”。萧子云书，法右军，“得羲之之体”。而王褒在西魏攻陷江陵后人关到了北方，他的书法对关中贵游、赵文深等人影响甚大，而他为北方输入的无疑正是王羲之的新质书风。正如《周书》卷四七《艺术传·赵文深传》所记云:

及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翁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退弃。文深渐恨，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难反，亦攻习衰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那郸焉。至于碑、膀，徐人扰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宫殿楼阁，皆其迹也。

王羲之的新质书风对北朝后期的影响从中可窥一斑。此后北朝书风渐有向南靠拢的趋势，为隋代的南北书风交融做好了铺垫。 第三阶段，是由王献之为代表的书法流派。王献之初学其父，王羲之谓“小儿几可乱真”。受父亲的影响，他也主张变古为今，据张怀灌《书断》记载:

献之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美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 继而他更主张变革其父的书风以胜其父.虞稣《论书表》云:“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锤、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这段评述正道出王献之再创新派的关键。王献之的创新主要是风格上的变化，较之其父在新体创新的同时建树的风格有所不同。后世评其父子谓“父得灵和，子得神骏”。又云“右军内撅，献之外拓”，所以说他在羲之基础上再发展出的非真、非行、非草的草稿，是更为放纵自由的书风。被后世称为一笔书的作品也体现了他较王羲之更为外展、更具写意精神的审美趣味。重要的是在“父子之间又为今古”中，以新风引得他的追随者。宋、齐时代王献之的书风风行了近百年，书坛杰出者俱法献之，使这一新的流派占了绝对的上风，其声名甚至超过了工羲之。梁武帝即位后，不满于王献之的影响，在君臣奏答评品书法高下中扬父抑子，王献之流派中的杰出书家羊欣、阮研等亦受到排斥，遂使献之一脉暂处于低潮。我们在分析南朝文人书法流派发展时，应看到王献之实是十分重要的阶段，而且在以后整个文人流派书法发展史上，锤、王固然影响极大，但献之一脉也从未熄灭其灼灼闪光的写意精神，这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以锤蒜、王羲之和王献之三个流派阶段完成了文人流派书法史上的第一次大变革，深刻地影响了以后书法史发展的进程，充分体现了魏晋个性彰显的时代精神，揭示了魏、晋玄学影响下的审美意识，其中尤以王羲之、王献之在行草上的创造具有典型意义。宗白华先生曾精辟地分析了这种书风的美学特征: 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的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自在。……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潇敬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 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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