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书法：前世出家今在家
作者 管继平
周作人简介：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祖籍河南，浙江绍兴人。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迁为西南联大，校长蒋梦麟委托他：“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抗战后，因曾出任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押解南京并被高等法院判为汉奸。蒋梦麟为之求情。1949年1月26日被放。成立后，周作人搬回北京，以稿费维持生计。1966年被抄家，1967年病逝。一些人认为周作人是汉奸，一些人则不这么认为。周作人与其兄鲁迅关系不和，二者价值取向不同。
和鲁迅先生一样，周作人（知堂）也是个一生都只用毛笔书写的近现代文人，无论文稿、书信还是日记，他都弃水笔而不用，而喜欢以兼毫或狼毫的小楷笔，自己磨墨书写。虽然，周氏兄弟在中国新文动中都是开山派的人物，但他们的思想、性格以及文风却是迥然而异的，至于后来人生道路的选择，那更是背道而驰。所以，鲁迅的文名和书名如光芒之万丈，而周作人则显得黯淡无色多了。文名尚且如此，至于书名，那更是不为外人知，或者，他就根本没有书名。大概除了极少数的文人圈外，并无多少人关注他的字。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其实，周作人的字，可以说是和他的散文一样的精彩与耐读。就我个人以为，若仅从尺牍体的文人字来看，他的字，即使和鲁迅先生的书法相比，一时也难分伯仲。鲁迅的书法笔力沉稳，线条含蓄古雅；周作人的书法则生涩古拙，别有滋味。有人说，周氏兄弟的思想文章，各不相同，就是书法也绝无相似之处。对此我倒不以为然，虽说从外表看，兄弟俩的书法似乎不太一样，但若从内里分析，他俩却透出一样的闲雅散澹，清逸超凡的书卷气，而且，在气息上还颇有几分神似呐。记得早年晚生曾在著名学者邓云乡先生的家中，听老人谈起过新文学前辈的文人字，他最推崇的就是周氏兄弟俩的尺牍书法，他也说兄弟俩在笔姿上有相类似的地方，这或许有先天的因素。老人还举例说清末书法家谭延恺、谭泽恺兄弟也是。后来，云乡先生在他的文章里还专门写了这一段：“鲁迅先生、知堂老人在写字上是十分相像的。字都很规矩，十分熟练，运笔一长横、一捺中，均苍劲有古意，非一般俗书可比。”云乡先生年轻时在北大曾听过周作人的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又经常与知堂老人鱼雁往还。但可惜的是，他藏有知堂老人的二三十封信札诗笺，都在“”中被抄走而失落了。 尽管有识者或圈内之士认为周作人的书法大有可观之处，但有意思的是，周作人自己曾将他的字大大嘲弄了一番，自贬为“恶札”。他在《知堂回想录》的“北大感旧”中，曾有关于北大著名国学教授刘师培的一段回忆：“申叔写起文章来，真是‘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可是字写的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申叔要算第一，我就是第二名了。” 这里的“申叔”，就是在北大以旧学闻名的教授也是“筹安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不过周作人在此写刘师培的“字写的实在可怕”，并把自己也拉来垫进“恶札”的第二名，实质是他的文字幽默，玩弄一次小聪明。在贬低人家的同时，也不忘自嘲一下，让受贬的人得到一点心理平衡而已。其实周作人对自己的字还是颇有自信的，否则他就不会常为自己的书封题签，或者经常抄一些诗笺寄赠朋友了。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 说到诗笺酬唱，有一段故事尚可一说。周作人五十岁时，曾写了两首所谓“自寿诗”，题目为《偶作打油诗二首》，很有意思。后来好友林语堂索诗，他就用八行笺随意抄写寄赠（如图），不料林语堂将手迹影印，发表于1934年4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并配上周作人的大幅照片。同期还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和岂明先生五秩自寿诗原韵》。如此一来，果然影响甚大，以致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轰动一时，满城争诵。后来又引来圈内名流的和诗不断，像蔡元培、沈兼士、俞平伯，就连从不写诗的钱玄同也发表了和诗……或许，用现在的话说是“炒作”得太过了，“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鲁迅语），于是又招来了当时一班左翼青年的撰文攻击，遂惹起了一场文字风波。 不过，若就诗论诗来看，周作人的两首“打油诗”写得确实漂亮。 其一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云：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天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周作人回顾自己五十年人生历程，百感交集，并说“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所以，他也就躲进书斋，甘于“消沉”，过着玩玩骨董喝杯苦茶的适意生活。这种状态实际上和周作人的性格颇为吻合，他曾回忆小时侯家中说他“系老僧转世”，所以有“前世出家今在家”之句，而他骨子里所向往的，就是“半儒半释”、不问世事的、悠闲自在的读书生活。体现在他的书法中，就有一点离尘脱俗、好像不食人间烟火者之气。曾著有《解读周作人》等多种专著的知名作家刘绪源先生于我谈起知堂书法，说“初看似笨拙懒散，仿佛不认真儿童随意涂抹出的字，但慢慢咀嚼，会发现笔墨中渗出一种闲雅不群的洒落和自信，越品越觉出滋味。”绪源先生一向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解读周作人的，不想此番对书法的解读，竟也同样的准确到位。 据说，在北大教授中，周作人以态度温和著名。他做事认真，低调处世，待客总是细声慢语，不忙不迫。或许正是他这带点懦弱的个性，以致当北京沦陷时，他于压力之下终于附逆落水，以致背上了千古骂名。所以，张中行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只得无奈地将他比之宋代的吕端，不过正相反，是“小事不糊涂，大事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