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主要指两汉时期保留下来的竹木简。北周时期，在居延地区就曾经发现了汉代“竹简书”，后来，北宋在甘肃等地也得到过东汉简。到了近代，最早发现的古简是魏晋时期的。在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罗布泊北部地区的一个古遗址里发现了一批魏晋木简和字纸。这个遗址就是后来命名的楼兰遗址。也是这一年，考古学家、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民丰北部又发现了魏晋简。 到了1906年，斯坦因又在新疆民丰县北部的尼雅遗址发现了少量汉简，第二年，他在甘肃敦煌县一带的汉代边塞遗址中发现七百多枚汉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发现汉简。以后就有更多的汉简陆续被发掘，到现在为止，七十多年共发现四万多枚，有非常完整的，也有破碎得只有一两个字的。发现的汉简基本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在汉代西北边塞地区遗址里发现的，简称边塞汉简；另一类发现于汉墓中，简称墓葬汉简。 边塞汉简 边塞汉简又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 敦煌汉简。斯坦因在1907年于敦煌附近发现汉简后，在1914年又在甘肃的敦煌、安西、酒泉等地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一百七十枚左右的汉简。1944年，夏鼐等人在敦煌小方盘城以东的汉代边塞遗址中，发掘出了四十三枚汉简。建国后1979年，考古学者们在敦煌小方盘城以西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里发现汉简共一千二百多枚，收获颇丰。而且这还是敦煌汉简发现数量最多的一次。 斯坦因1914年发现汉简的地点横跨汉代敦煌、酒泉两郡，70年代发现汉简的玉门花海也应属酒泉郡，但是习惯上把这些汉简统称为敦煌简。 第二 居延汉简。 1930～1931年, 中国和瑞典学者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在甘肃、内蒙古境内的额济纳河两岸和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东南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一万枚左右的汉简。发现地点中，北部的属于汉朝张掖郡的居延都尉辖区，南部的属于张掖郡的肩水都尉辖区, 但习惯把这两个地区出土的汉简统称为居延汉简。 1930年，考查团在甘肃鼎新以西的北大河沿岸，斯坦因在1914年调查过的一段边塞遗址里，又发现了少量汉简。这段边塞应属酒泉郡，所以，在居延简里实际上还包括极少量的酒泉简。 1973年到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破城子（居延都尉所属甲渠候官治所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等地进行试掘，获汉简近两万枚。1976年，在居延地区又获汉简一百六十四枚。 第三 罗布泊汉简。1930到1934年，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泊北岸的汉代防戍遗址里，获得西汉宣、元、成各帝时期的木简七十一枚。这批简的出土地点接近楼兰遗址，有人称为楼兰汉简。 边塞汉简一般发现于边塞地区的官署和烽火台遗址中，可以断定是守卫的官兵所留，其中有的是有目的地保存的，有的则是当作废弃物扔掉的。西北地区少有竹子，发现的简绝大部分都是木简。从内容看，主要是公文和簿籍，还有私人书信、医方、占书、字书和其他书籍。简的年代基本开始于西汉中期，止于东汉后期, 中间包括王莽“新”朝和“更始”时期。 边塞汉简所反映的不仅是边塞地区的情况，因为在很多方面，边塞和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一致的，如诏书及中央部门的公文。所以，汉简对于研究边塞地区和整个的汉代史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六七十年来，通过汉简，汉代的边防设施、屯田制度、兵制、官制、行政制度以及汉代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了新的进展。 ·墓葬汉简 20世纪50年代后接连发现，重要的有下列几批： 1959年7月，甘肃省武威县磨咀子6号汉墓出土竹木简五百枚左右，主要部分是《仪礼》的九篇抄本，大概抄写于西汉末至王莽时期。 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约当武帝初期）出竹简六千枚左右，但大部分已残碎。 1972年，甘肃省武威旱滩坡汉墓（约当东汉前期）出医方简牍一批。 1973年，河北省定县40号汉墓（为西汉晚期的中山王墓）出一批已经炭化的残碎竹简，字迹勉强能够辨认。 1978年7月，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约当西汉晚期）出残木简四百枚，内容主要是军法。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江陵张家山247号、249号、258号三座西汉前期墓出大量竹简。 汉墓中出土的古书，很多是长期失传的书，有的还可以纠正现在流传版本的错误，甚至可以用来确定书的写作年代，其文物价值极高。银雀山1号汉墓所出佚书中有《田法》篇，有政府授田给农民的制度及农民的各种负担的内容，成为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史料。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的乡文书，提供了西汉前期田租、赋税、徭役和土地占有等方面的重要参考资料。张家山 247号墓出土的汉律虽然只是一部分，但内容却非常重要，是相关学者研究汉代史的宝贵史料。 另外，汉简还有助于研究古文字的发展史，西汉简可以看出汉字的字体从古隶书演变到八分，以及草书的形成脉络。东汉中后期简则可以看出隶书开始向楷书演变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