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性恶论的表现形式时，我们首先需要理解性恶论本身。性恶论是一种观念，它认为人类天生具有邪恶或罪性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往往与这种本质相关。这一思想在许多古代文明中都有所体现，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哲学和宗教体系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性善说和性恶说的争议一直是哲学家们讨论的话题。孔子提出了“仁”的概念，将人性的基调设定为积极向上，而墨子则提出“兼爱”、“非攻”，强调人性的善良方面。但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对于人的内心世界仍然有一种隐含的担忧，即人们如果不受到道德约束，就可能会变得邪恶，这一点体现在儒家的“三纲五常”等伦理规范之中。
佛教则倡导通过剔除欲望来达到解脱，从而避免了对人的内心进行负面的评判。但即便如此，也存在一种看待人类行为的方式：认为由于贪婪、瞋恚、愚痴等烦恼（六毒）的人类容易堕入地狱，因此需要通过修行来克服这些自然而言，是一种对于人性的不完全信任。
道家，则以庄子的无为而治和老子的顺其自然著称，但即使在这样的思想体系里，也隐藏着对人的本质的一种深刻洞察。在《老子》里，有如下的描述：“万物皆从有到无。”这表达了一种对于万物变化规律的认识，但也可以被理解为对于个体自我发展过程中的潜藏危机的一种警示。
此外，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如唐诗宋词，无意间反映出人们对人性的复杂态度。比如李白《将进酒》中的“我亦何求，全得是问君 عند门。”这一句诗表面上似乎只是饮酒豪放，其实蕴含着一种超越世俗、追求自由的心态，同时也包含了某种程度上的逃避现实和逃离社会责任感，这也是基于对自身天生的某种不安心理的一个反应。
综上所述，尽管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如仁爱、慈悲、顺应大自然等，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消极的情绪管理手段，比如通过规章制度或者精神控制来压抑个体可能出现的邪恶倾向。这就形成了一套相互补充但又难以平衡的人生准则，其中包括了很多关于如何处理好个人与集体关系的问题，以及如何平衡个人欲望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