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长河中，法家和道家作为两大思想体系，它们各自为帝王术提供了不同的智慧和方法。法家以其强调法律、制度、权力的重要性著称，而道家则倡导顺应自然、修身养性。那么，帝王术是更偏向于法家的严密规律还是道家的自由放任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法家提倡的是一种基于人类社会实际情况下的合理安排和严格执行的法律制度，这种方式被认为能够有效地维护国家秩序和社会稳定。例如，商鞅变法就是一系列针对秦国实际情况制定的改革措施，它通过建立严格的官僚系统、推行土地所有制改革等手段，使得秦国迅速崛起成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君主必须依赖于精心设计的人事制度和法律框架来维持统治，这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帝王术”——即通过无形的手腕巧妙操控一切，以达到巩固自身权力并实现政治目的。
然而，对于那些追求内心平静与精神层面的君主来说，他们可能会倾向于采纳道家的教诲。道家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致，与物相投，以此来达到个人的精神境界。而对于皇帝而言，这样的哲学不仅能够帮助他们在繁忙的宫廷生活中保持清醒头脑，还能使他们学会如何在权力的海洋中保持冷静，不为外界纷扰所动摇。这一点可以从汉武帝对待宠臣张骞的事迹中窥见一斑，他虽然有时显得过分专横，但也颇具远见，不轻信谗言，有着一定的心胸宽广。
其次，从个人修养方面考虑，尽管法家强调实用主义但也注重个人品德，如商鞅虽然铁血手段，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注重节俭朴素的人，因此他能在艰苦环境下坚持自己的理论，并最终成功实施变革。此外，在《管子》这部重要文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关于君子的品质标准，如忠诚、勇敢等，这些都表明了某种程度上的儒士色彩，即使是在极端实用主义面前的辩证融合之中，也难免会带有一丝仁爱之情。
再者，从历史发展上分析，当初孔子提出“三宝”，即礼乐征伐，其中征伐属于军事行动，其本质上并不冲突。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后来的儒者开始将这些概念转化成更加抽象的情感观念，比如说“仁义礼智信”。这样就形成了一套日益复杂化且脱离直接利益追求的文化传统。这其实是儒学逐渐渗透到帝国管理中的过程，是一种深层次文化影响，同时也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帝王术”。
最后，再回头看当时的情况，无论是李斯这样的文人政治人物还是刘邦这样的草莽出身的皇朝，他们都不得不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是内部斗争还是外患威胁。因此，他们需要不断调整策略适应新形势，而这种能力恰恰涉及到前述所说的两个派别所提出的不同策略。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两者的立场并非完全对立，而是一种互补关系，因为无论是在国内政策还是国际交往方面，都需要既有计划又有灵活性的领导才能。如果单纯依靠硬功夫或软功夫，那么任何一个方向都不足以支撑整个帝国长期稳定运行。
综上所述，“帝王术”的选择不能简单归结为绝对地选择哪个派系，更关键的是要根据具体时代背景以及自身的情况进行综合运用。当今世界，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古老而深刻的话题中学到很多关于如何做出决策，以及如何处理复杂多变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帝王术”仍旧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