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含义。性善论认为人性的本质是好的，人们天生具有爱、同情和合作的倾向，而这些品质是社会进步的基础。而性恶论则认为人性的本质是坏的，人们天生就带有自私、贪婪和竞争的心理，这些特征促使人类不断地追求个人的利益。
历史上，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到现代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都对人性的看法有着不同的理解。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他的“平均观点”，认为人类既不是完全好，也不是完全坏，而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而弗洛伊德则提出了一种更加复杂的人格理论，他相信人类的心理结构由三部分组成：意识（Ego）、超我（Superego）和无意识（Id），其中无意识最接近原始的、不受道德约束的情感需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人性的看法也有着独特的理解。儒家思想强调仁爱与礼仪，是基于对人的基本好意而建立起来的一套伦理体系。但同时，也存在着如《淮南子》中的观点，它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的本性的悲观主义，即认为人的本能倾向于邪恶，因此必须通过教育来改造之。
从史诗《古典文学·史记》的记载来看，孔子的学生颜回曾经问他如何才能成为圣君。他回答说：“治国安邦之道，在于任用贤才。”这表明了孔子对于人才评价上的严格标准，同时也反映出他对于臣民可能存在的缺陷有一定的认识。在这里，可以看到儒家的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对人的自然状态的一种批判态度，但更多的是强调通过教育和制度来塑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到了宋代，以苏轼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墨客，他们更加注重个人自由与独立，并且开始怀疑现存政治体制下的等级制度。他们提出的“心学”或许可以视作一种对于传统价值观念挑战的一个尝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间接地挑战了当时普遍接受的人类本性的简单划分——即将其归结为单一正面或负面的属性，而转而寻求一种更为深层次的人类精神世界的解释方式。
现代社会中的研究机构，如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所做的一系列实验显示，当个体处于匮乏条件下时，其行为会显得更加自私；但当个体处于富足条件下时，其行为则表现出更多团队协作和慈善倾向。这项研究支持了弗洛伊德理论中关于潜意识驱动行为模式的一个方面，即在压力大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表现出较低级别的情绪反应，比如恐惧或攻击欲望。但同时，这些发现也是支持那些推崇集体合作作为社会进步基石的人们立场，因为它们揭示了丰裕条件能够激发积极互助行为。
总结来说，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代，只要我们仔细审视，就能发现各种各样的声音在讨论人类本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很难断言哪一种理论或者信仰占据主导地位，因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认知差异以及历史发展阶段都影响着我们的判断。此外，由于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不同生活经历导致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不同，所以我们应该尊重每一种不同的见解，并且不断地去探索这个永恒的问题背后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