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的书法状况 隋王朝的历史虽然短暂(从公元589年至617年仅27年)，但却是由南北趋向统一的时期，为唐代全国统一的局面奠定了基础。其间出现了丁道护、房彦谦、智永、智果等著名书家，产生了如《龙藏寺》、《曹植庙碑》、《贺若宜碑》、(董美人志》、《启法寺》等著名碑刻。从书风看，具有明显的南北兼融的面目。在短短的二十七年里，一种书风不可能轻易形成，所以隋代书法的确认，有力地说明了南北书家在此前早已互相影响了。也就是说，这些作品产生于隋，这些书家被当做隋代的书家，但其书法美学思想必须与南北朝联系起来考察。还有如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也在前朝作过官，其书法活动则早在南北朝时期已开始，他们的书法美学思想也很难按时代来划分。(甚至可以说:唐初的书风，与其说是延续隋代，毋宁说是南北朝书风的延续。)但是自隋始，中原已开始了一个一统天下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故史学家一般把隋代与唐代合在一起论述。本书也从惯例，将隋代的书法美学思想放在初唐一齐讨论。 隋朝统治只有二十七年，此一时期留下的书学沦著，也仅仅释智果的(心成颂》，该文对字的结构进行分析，以钟王的结字经验为据，说了些当然，没有说出所以然，如说: 回展右肩头项长者向右展，“宁”、“宣”、“台”、“尚”字是。(非为头项 长) 长舒左足有脚者向左舒，“宝”、“典”、“其”、“类”字是，(谓“才”、 “才”、“木”、“才”之类，非“其”、“典”之类。) 但是从其所提的一系列结字原则，如“间合间开”、“隔仰隔覆”、“回互留放”、“变换垂缩”、“繁则减除”、“疏当补续”、“分若抵背”、“合如对目”、“孤单必大”、“重并仍促”、“以侧映斜”、“以斜附曲”等，却实际上反映出他在结字上所把握的矛盾统一规律，结字精神体现了活的辩证法，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其全文最后说: 草精一字，功归自得盈虚。向背、仰覆、垂缩、回互不失也。 统视连行，妙在相承起复。行行皆相映带，联属而不背违也。 这里，他实际提出有两个观点，一、只要“覃精一字”，把握了结字的总原理，就能“自得盈虚”。一般所要求的“向背、仰覆、垂缩、回互”，就“不失”了。即结字规律不是任何人规定的，它有客观性，人可从自然现象中感悟，可以通过一定的实践而自知的。二、一幅作品“统视连行”要有整体感。整体感是什么?“相承起复，行行皆相映带，联属而不背违也”。这实际是将通常所称的“行气”从结构原理上具体化了。为什么必须使“运行”之字要有这种形势?反映人们对书法，有一种被意识到而没有明言的更扩展的生命形象意味的观照。 从一个字的结构到一幅字的安排讲其原则，智果可谓是第一人，(前人只有总体的审美感受的描述，还没有论一个字、一篇字结构原则的。)虽然他还没有讲出其所以然，但他的这些原则的提出，却正确地反映了体现在书写中的一般规律，开创了结字研究的先河。唐初欧阳询《结字三十六法》、《八法》的出现，不能说没有受它的启发。 此间，书法的基本美学要求是什么?—那种但求抒发主体情志而不计其他的书法观，似乎被方法原则的注意冲淡了，那种讲求灵性对象化而不计笔墨规范的追求，似乎也被体现在法度上的功夫弱化了。当然作为隋唐书家，并非有心要拒绝前期书风的影响，他们甚至仍是那个传统的自觉的继承者，并希望以法度的精细研究确保这种继承。但是，隋人智果，并没有想到前人的结字方法被从创造经验上总结、确定，会产生它另一种意义、效果。《心成颂》的出现，显示出一种征兆，预示一个本意以前人为法，却最终因具体技法的过分强调，书法走上一个以法度的森严为美的时代。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历时三百年，比较稳定，经济空前繁荣，文化艺术全面发展。诗歌、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在传统基础上都取得了新成就，书法更被史家与东晋并称。书家辈出，而且书学研究兴盛。清人马宗霍《书林藻鉴》中分析其原因:“因由接武六朝，家传世习，自易为工。”同时还由于国家的重视和提倡，“唐之国学凡六，其五曰‘书学’，置书学博士，学书日纸一幅，是以书为教也。又唐锉选择人之法有四，其三日书，楷法遒美者为中程，是以书取士也。”“以书为教仿于周，以书取士仿于汉，置书博士仿于晋。至专立书学，实自唐始，宜乎终唐之世，书家辈出矣”。这些分析都不错，但令人寻味的是:唐代三百年的书法发展却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现象。常称初唐著名两大家的欧、虞，唐王朝建立时，都已垂垂暮年，从他们的全部书法活动看，不能算唐代书风的代表，而只能算作南朝余绪。唐王朝建立后，李世民偏爱大王，朝野上下尽皆学王，与此相应的书法美学思想也大为流传。但有意思的是:在朝野一时争学王羲之正、行书之际，南北朝直至初唐时期比较冷落的草书，忽然大兴，并发展为豪荡感激的狂草。当狂草被诗人学者们热情赞颂之时，他们的从学者却以法度森严的正书名震朝野，成为后世的楷模。而早在实用中逐渐被淘汰的篆隶，又被人用作书写素材并赋予了时代的严谨风格。所有这些书法现象的出现，其原因是什么?它们受怎样的书法美学思想的影响?它们又怎样推动书法美学思想的发展?唐代书法美学思想形成发展的根据是什么?事实不容人们简单地就事论事去认识它，而只能按事物本身的面目，从多方面，多层次，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去考察分析。 隋、唐的书法状况 隋、唐的书法状况（2） 历史学家通常将唐代划分为初唐(唐开国至玄宗开元，即公元611-713年)、盛唐(开元至代宗大历，即公元713-766年)、中唐(大历至文宗大和，即公元766-887年)和晚唐(大和至唐末，即公元827-903年)。看唐代书况，也发现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书法面目、不同的书法美学思想。当然，一种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不能按朝代来截然划分，许多具体人物就跻身于两个交替的时代，如丁道护，就是隋朝的书家，生活到唐初，欧、虞更是带着髯髯长须从南朝来到初唐的。从美学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我们仍只能实事求是放到前期的思想体系中去。至于他们的思想观点对后来的影响，则放在后面接上来的时代论述。当然，艺术不同于社会经济制度，一个朝代的更换，一切旧的制度可以随统治者的意志或保留，或废止，而与实用有着紧密联系的书法，作为一种信息交流工具，一个时代，一个人形成的书风，不可能因朝代改换而骤然发生变化。、经济对文化思想观念会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对于人的艺术观念、审美心理的影响就不可能短时期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按时期划分其变化，论述其特征，也只取相对的意义。 唐太宗热爱书法，即位后，下诏以重金遍求王书，弘扬王羲之书艺，令诸太子临写王字，设弘文馆，诏令五品以上京官，去弘文馆学书。由于他重视书家，许多人因字写得好而做了官。但唐太宗不爱王献之为代表而衍袭于南朝的柔媚书风。他决不并称二王，而独好王羲之的不激不厉，含文包质、温润秀雅、恬逸清和、有骨力、见功夫的书风。他自己也锐意临习，令摹《兰亭序》以分赐朝廷重臣。影响所及，当时士大夫没有不学王右军书者。直到武后当朝，仍在四方搜求右军遗迹。说明初唐时期，乃至进人盛唐以后，书坛都是王羲之统治的天下。盛唐以后，由于道教的兴盛，“道法自然”、“随其性欲”的美学思想，催发了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书风的兴起，把今草艺术推向了时代的顶峰，乃至中唐，极为盛行的科举考试，使大量下层知识分子进人生活的上层;书法上沉寂已久的篆隶也成为时代的书法创作的字体，正体更有了法度森严的面目。颜真卿，带着社樱重臣的责任感和经世致用的热情，汲取民间书的法乳，适应时代以丰足为美的审美心态，“纳古法于新意之中”，创造了唐朝又一个时代的书风。 元和以后，柳公权、沈传师以刚劲紧结的风姿出现，又是一派新风貌，致此颜筋柳骨成为后人习学正书的楷模。但是到了晚唐，这种严谨书风，为无意于干禄的释亚栖等所厌弃，代之而起的是以亚栖、警光、高闲为代表的一批僧人悲喜双忘、惟寻禅机的草书。不仅初唐的魏晋遗风不可得见，盛中唐法度森严的或充满的书风也宛如隔世。不同的时代，反映在书法上，也有不同的审美追求。 唐代书学著述极为活跃。初唐，主要论著有欧阳询的《八诀》、《用笔论》、《传授诀》等。(结字三十六法》虽被人怀疑为伪托，但从其内容看，非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不能有那样深刻的体会和确切的表述。尽管其中夹杂一些不合常识的记事，也只能说是传抄者画蛇添足，帮了倒忙。然而其基本论点应该说还是非欧阳询莫属的。唐太宗撰有《论书》、《笔法诀》、《指意》、(笔意》、《王羲之传论》等，反映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书法美学思想。虞世南撰《书旨述》、《笔髓论》等，具有一定的哲学和理论思辨色彩。孙过庭贯彻唐太宗的文质统一、实用与艺术统一的思想，对正、草体书写规律作了论述，写成《书谱》，对书法的本质和艺术特性进行了分析，对晋人以来一些书学著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比较充分和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书法创作观和美学思想。盛唐时期，继承发展初唐书风，书家们以创造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的丰富实践经验，以及儒道互补的美学精神，推出了一批生动出色的美学论著。开元(712-741)、天宝(742-755)年间，张怀灌撰写了《书断》、《书估》、《书议》、《二王等书录》、《文字论》、(六体书论》、(评书药石论)、《玉堂禁经》等大批书学专著。张怀瓘可谓自有书学以来著述最丰富的一位书学理论家。此外，还有李嗣真的《书后品》(成书大约与孙过庭《书谱》同时)、窦泉的《述书赋》、窦蒙的《(述书赋)注》及《语例字格》、蔡希综的《法书论》、徐浩的《论书》、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李华的《二字诀》、陆羽的《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韩方明的《授笔要说》、林蕴的《拔橙序》、释亚栖的《论书》、卢携的《临池诀》等，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更是一篇影响深远的书法创作论。从唐代的书法和丰富的书学著作，足以供我们了解这个时代的书学思想发展状况。下面我们将分别就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具有代表性的书论、书学思想分析研究，来认识整个唐代的书学观和书法美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