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鲍辛格最引人注目的学术贡献也许是推动当代德国民俗学转向经验文化学和日常生活研究。他通过新的“传统”概念为民俗学展现出全新的学科观念，也打开了崭新的日常生活世界。鲍辛格在许多方面是实践民俗学的学术前辈和精神同道，因为实践民俗学在一定意义上恰恰是沿着鲍辛格的方向继续思考和前进的，通过进一步区分知识启蒙和实践启蒙来表明，实践启蒙优先于知识启蒙。只有把推进民众的实践启蒙当作学科目的，中国民俗学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现代学科。 关键词：鲍辛格；经验文化学；知识启蒙；实践启蒙 2021年11月24日，德国民俗学者、文化学者和德语语言文学研究者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1926-2021)教授在他的第二故乡罗伊特林根与世长辞。我没有能力、也不打算全面评价鲍辛格一生的非凡业绩和卓越贡献，只想谈谈他的经验文化学给实践民俗学带来的理论启迪，以此向鲍辛格致哀、致谢、致敬! 一、传统：从保守的古代研究转向批判的文化分析之枢纽 鲍辛格最引人注目的学术贡献也许是推动当代德国民俗学的学科转型，让世人看到“民俗学也有一个非常现代的面孔”。他没有停留在单纯的号召上，而是身体力行、一马当先。在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不仅用数量庞大的论文对很多问题逐一论述，也用一些代表性著作来集中阐释，有力地推动德国民俗学转向经验文化学和日常生活研究。这种转向不仅是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的量变，更是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的质变。鲍辛格与其说转变了学科对象，不如说改变了学科观念，而改变学科观念当然比改变学科对象更难，也更重要。鲍辛格很清楚，“将意识形态的色彩从研究对象上清除出去，根本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在学术领域内，这些陈旧的观点也不会毫无抵抗地乖乖缴械”(第67页)。只有在研究观念上做出学理的清算和深入的批判，才能使德国民俗学摆脱在纳粹时期受到的利用和污染，进而走出种族主义和纳粹意识形态的阴霾。鲍辛格是最早研究并反思纳粹民俗学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批判和学术转向集中体现在1961年出版的《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和1971年出版的《民俗学：从古代研究到文化分析》之中。在《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1986年再版后记中，鲍辛格指出，这本书是民俗学从保守的古代研究转向批判的文化分析道路上的一个驿站。正因为民俗学思维和活动的新开端构成鲍辛格对“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的指导性研究对象，所以，这本与传统民俗学大异其趣并且“的确较少考虑到它与此前的民俗学的对接性”(第84页)的著作在收获好评的同时，也难免受到一些质疑和批评。比如，即便瑞士民俗学者理查德·魏斯“对新事物总是持开放的态度”(第60页)，但他在鲍辛格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就提出疑问：“这还是民俗学吗？”(第61页)。如果说在《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中，鲍辛格还在一边批判、一边使用民俗学的一些概念和方法，那么，在《民俗学：从古代研究到文化分析》一书中，鲍辛格已经腾出手来，对民俗学的学科史和“传统”“连续性”“共同体”“部族”“习俗”等学科概念做了专门梳理和冷静批判。 就在《民俗学：从古代研究到文化分析》一书出版的同一年，鲍辛格领导下的图宾根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改名为经验文化学研究所。他后来说，“我根本无意在这本书中一定要保留‘民俗学’这个概念”，“在那本书里，我详细地勾勒了这一发展：学科的历史，对通行概念的批评性审视。我试图表明，从那些传统的研究对象出发，也可以发展出文化分析的新角度”(第63-64页)。虽然鲍辛格对“民俗学”这个名称的保留更多的是出于加入系列丛书的考虑，但仍然体现出他善于推陈出新而不是简单地除旧布新的思维特点。比如，对“Volk”(民众)这个众说纷纭的概念，鲍辛格说，“我觉得不可能对‘Volk’这个概念置之不理，因为它已经和所有的对象融合到一起。它几乎是这个专业所有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如果Volk这个概念已经深入到学科的骨髓之中，那我们就无法回避它，只好批判性地分析使用它”(第62-63页)。正因为不是简单地弃旧图新而是要推陈出新，鲍辛格的批判才从解构并重构民俗学的基本概念入手。 在《民俗学：从古代研究到文化分析》开篇伊始，鲍辛格就表明，这部带有导论性质的书主要不是想展示民俗学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想指出这个专业的神经痛点(意即要害)、批判性论争和今天提出的问题。在这些要害问题中，鲍辛格把“传统”当作一个关键性的枢纽概念。在他看来，民俗学“这个专业一直是通过‘传统’的概念来界定自己的”(第58-59页)，因此，他不仅在这本书中，而且在《对传统的批判：民俗学处境评述》《传统的世界：民间文化中的连续性与变迁》《传统与现代化》《关于民俗主义批评的批评》《民俗主义》等多篇文章中，对“传统”概念以及相关的“民俗主义”等概念做了连续的讨论。在这本书中，鲍辛格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旧的连续性假设似乎已经进入“传统”概念：“传统”是民俗学中先天的(a priori)古老传统，它被相当现代的、破碎的“传统”意识赋予价值，而这种“传统”在许多方面只是被强加给了过去的仪式化习惯或习俗。这就表明，即便是那些不喜欢“先天”甚至谈“先天”而色变的经验派民俗学者，在他们的头脑和研究中也未必就没有“先天的”观念预设，而且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在后来的对话中，鲍辛格指出，“民俗学的问题，不在于它从研究对象上不得不和各种传统打交道。它的问题在于：一是倾向于把传统看成静止的，不接受任何改变；二是把民间文化中保留的传统从根本上认为是有价值的、不可质疑的……我可以说，一个传统并不因为古老而有价值，甚至可以说正好相反，恰恰因为有价值它才古老。但并不总是这样”(第79页)。在鲍辛格看来，不仅传统不一定因为古老才有价值，而且“应该让人看到，不是每种传统都有保留的价值”(第80页)。这等于说，传统的民俗学自觉不自觉地给“传统”赋予先天的、本质主义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本身是可疑的，也是可以质疑甚至应该质疑的。价值取决于观念，解放“传统”的学科观念不仅比解放“传统”的学科对象更重要，而且是解放学科对象的先决条件。 经过鲍辛格的批判和分析，“传统不再被仅仅当做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更强烈地被置于运动之中。传统关乎的不再是遗留物，是建立在过去基础上的尊严和意义，是文化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人们的兴趣不在对象的本身，而在其功能。这也并非是全新的内容”(第115页)。以往的“传统”毋宁说是民俗学通过先天的想象放入经验的东西，是被本质主义化之后陷入观念桎梏和思想牢笼的东西。所以，鲍辛格首先需要使“传统”概念获得解放和祛魅，“这里涉及的是去发现传统，不过也是去改变传统”(第91页)。 于是，在鲍辛格的眼中，民间文化不再是与现代社会和当代生活隔离开来并且格格不入的遗留物，传统也不再是死东西，而是充满各种动力和张力、向历史和现实敞开大门的文化潜力和动态过程。或者说，经过鲍辛格的批判和扭转，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不再是被当前社会甩在后面或者遗忘在犄角旮旯的东西，而是活跃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并且建构着日常生活的历史过程和文化行为。这就意味着传统不是仅仅被民俗学者出于专业研究目的才想起来并且仅仅进入研究者经验视域的“文物”，而是早已进入民众经验领域并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被他们体验和建构着的活态文化，所以才需要从经验上加以研究。正如刘晓春所言：“以鲍辛格为代表的德国经验文化学派之所以具有性的突破，与他们重新认识‘传统’密切相关，他们打破了‘传统’概念的封闭静止循环和浪漫美好想象，将运动、过程、压力、分崩离析等因素赋予其中，使其意义具有了开放性，传统因此具有了活力。”新的“传统”概念为民俗学展现出全新的学科观念，也打开了崭新的日常生活世界。鲍辛格指出，所有这些新的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民间文化不应作为一种未受触碰的、连续的农民生活方式而被孤立，而是要在其各自历史变化的混合情境中加以描述和理解。经过鲍辛格的扭转和还原，文化关系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变成新的研究重点，小团体甚至个人开始成为民俗学关注的焦点，“日常文化”成为指导概念，这个概念追问的是人们如何组织自己的日常生活，如何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如何交流，如何追求自己的爱好。于是，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思考、感受、说话、唱歌和跳舞，如何建造房屋，如何布置自己的客厅、厨房和地窖，如何打扮，如何养牛、狩猎和捕鱼，如何制作手工和从事家务劳动等等这些主观建构活动和主观体验能力，成为经验文化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经验文化学关注的不再是古人的传统遗留物，而是今人的文化活动和文化潜力。研究对象的时态从过去时变成现在时和进行时。在鲍辛格看来，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民俗学一方面与其他社会科学共享科学理论规划和经验方法，另一方面更多地强调与社会不可分割的文化潜力，而不是社会互动过程。文化既不能限于各个群体、阶层、阶级的可记录下来的文化视野，也不能限于在文化武库中曾经实现出来的东西，还要瞄准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情势中尚未实现却可能实现的文化潜力。这就为日常生活中的民间文化开启了一种通向未来的可能性。当然，只有从认识立场转向实践立场，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文化不仅仅是已然的事实，更是可然的潜力和应然的理想。 在新的“传统”概念和学科观念的引导下，以鲍辛格为代表的图宾根经验文化学派在1970年出版了《告别民间生活》一书，并在德语地区民俗学界引起激烈争论，“一位瑞士民俗学者曾经将1970年前后的全德国的民俗学争论比喻为一场地震，而这场地震在瑞士也引起了余震”(第179页)。不过，在我看来，“所谓‘告别民间生活’，不是告别一切民间生活，而是告别那种想象的、浪漫化的、虚假的民间生活，走向并走进现实的、真实的民间生活。民俗学不再单纯地描述事实，不再让‘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被民俗学排除在外’，而是要进行实践理性的批判，要立足实践理性的根本立场直面‘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并且反思日常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在转向并走进现实的、真实的民间生活之后，鲍辛格看到了日常生活中的理所当然。他说：“我们的视线之所以被引向了文化上理所当然的事情上，是因为这些事情在很多领域里突然变得不那么理所当然了。那些以前有固定规则的地方、人们在行为方式上有安全感的地方，现在却需要人们自己去面对很多可能性做出选择”(第101页)。这就进一步引起鲍辛格的反思：“为什么人们做一些他们平时对此根本不加思考却强有力地主宰了他们生活的事情”(第99页)呢？通过理性反思，鲍辛格意识到：“我们的基本取向是：学术与社会责任不能分离，研究题目的选择要基于某些现实中的问题并包含着对现实的启蒙。除此而外，每个人都可以做他们能做的而且是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第43页)。可见，经验文化学并不是为了客观描述和个案呈现，毋宁说是带着“社会责任”去完成“对现实的启蒙”：“其根本的目标的确是启蒙，是深入到细节的启蒙”(第81页)，甚至是通过鲍辛格所谓“凝神于无足轻重之事”(第108页)来达成日常生活的启蒙。但恰恰是在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日常生活的启蒙究竟是知识启蒙还是实践启蒙呢？如果说知识启蒙的目的在于增长经验知识、扩大经验范围，而实践启蒙的目的在于提高人们的实践水平和实践能力，那么，日常生活的启蒙似乎更多的是实践启蒙而非知识启蒙。当然，实践启蒙也可以通过提供实践知识来达成，而实践知识大体上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实践技术意义上的实然知识，这种只可以通过实践经验来获得；另一种是更主要和更优先的实践知识，那就是关于好习俗、好社会、好生活的应然知识，这种知识并非得自经验，而是来自先验的还原和超验的逻辑推论。实践启蒙更主要的是要提供先验的、超验的应然知识，实际上不在于提供多少具体知识，而在于观念启蒙。如果说“鲍辛格的书，也许能帮助人更好地理解日常生活以及自身的行为方式，却无法提供处理和走出日常困境的办法和途径”，那么，这也许正是因为鲍辛格对知识启蒙和实践启蒙并没有做出明确区分，而且他所谓日常生活的启蒙可能主要是实践技术意义上的知识启蒙，所以才使他“能帮助人更好地理解日常生活以及自身的行为方式，却无法提供处理和走出日常困境的办法和途径”。那么，民俗学是否还需要“提供处理和走出日常困境的办法和途径”呢？这难道不是民俗学本然和应然的一部分学科任务吗？ 显然，要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得看看“经验文化学”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研究。 继续浏览：1 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