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者也 《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早年结识康有为，研究新学，宣传变法。戊戌后，上日趋保守。1918年起脱离政界，此后专事讲学与著述。史学是其所长，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上有一定的影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具体构想； 后者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意在创立新史学。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和第四册。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所在。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并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重要的。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这是他的局限性。 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所谓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说的历史哲学。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矣。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历史〔撰述〕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化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这是表明，史学对于文化进化的社会作用，主要不是对于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即循其理、率其例而表现出来。这是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关于史学与他学之关系。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新史学的特点之一。梁启超认为：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 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他在《中国史叙论》中，讨论了地理学、人种学、年代学、考古学与撰述中国史的关系；在《新史学》中，有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纪年的专题。举例说来，他强调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诸多论述，皆源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理论；他论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则多据康德学说。他所引进的西方学人的一些认识，即便在当时来看，有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的方来说，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这是梁启超新史学论纲的一个突出的部分。这个批判，贯穿于二文之中，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他认为中国史学是发达的，但他对这种发达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过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梁启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其议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这在当时提倡西学、批判旧学的之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为史界和开创新史学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但也必须看到，梁启超的这种对旧史的批判，在立论上，往往得失参半；在许多结论上，更是误解强于精审，谬误多于正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这种批判不是建立在冷静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彩。又一条是，作者错误地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既无任何联系，却有对立之势，故以彻底否定中国之旧史为目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苛求于梁启超。其实，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参照者，即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訄书》对西学的理解、消化、吸收，对中国史学的剖析、扬弃，反映出更多的理性认识，是梁启超二文所不及的。总的来看，《新史学》的成就，在倡言史学之新的方面，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学之旧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但尚不能作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