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乙金华宗旨》于康熙年间成书后，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多次修订，形成了不同的版本。 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太乙金华宗旨》的最早版本，是乾隆年间邵志琳整理本，收录在他增辑重编的六十四卷本《吕祖全书》之卷四九中，题《先天虚无太乙金华宗旨》。 邵志琳说他的本子“出自苏门（即苏州）吴氏抄本”。 该本载有潘易庵等人的序、跋，对成书过程作了说明。
据载，康熙戊申年（1668），潘易庵等7人，在毗陵（即江苏常州）白龙精舍设立乩坛，蒙吕祖降坛，传示宗旨。康熙壬申年（1692），屠宇庵收集散编，交与张爽庵汇辑。该年吕祖又在常州红梅阁降笔。最后张爽庵汇辑前后所传，编纂成书。
潘易庵（又名潘乾德）《序》称：“忆自戊申（1668）冬，我纯阳圣祖，传示宗旨，同盟七人，再拜而受。七人之外，无传也。其奥旨不过一二语，全不涉语言文字。迨其后七人各有所叩，我圣祖慈悲，亦不吝教诲，日积月累，乃至成帙。……越二十余年，〔屠〕宇庵复收辑散编，与门下细加校订。”
《道藏辑要》本《金华宗旨》，载有正化子恩洪的识语，谓参与康熙戊申扶乩活动的七人，分别是潘易庵、屠宇庵、庄惺庵、庄诚庵、周野鹤、刘度庵和许深庵。 而这七人的身份、志趣又有所不同。刘度庵（又名刘乾善）《序》称：“自余七人归依纯阳圣祖，性情不同，志向各异，时而逃于禅，时而耽于俗学，我祖不禁也。”七人辈份也不同。潘易庵的辈份较高，而屠宇庵、许深庵的辈份较低。屠宇庵（又名屠乾元）《序》称：“忆自丙午岁（1666），余小子元奉教于易庵先生之门，先生授以《净明忠孝录》一册。……迨戊申冬，〔吕祖〕降乩白龙精舍，命易庵先生以下七人，先期具疏设誓，而传宗旨。”许深庵（又名许乾亨）《序》称：“余小子亨自束发随诸先生后，恭聆祖训，多历年所。”
潘易庵等七人于康熙戊申所得吕祖降示，虽然各有笔录，但当时并未汇辑成书。而后来这个七人扶乩团体解散了。屠宇庵《序》称：“自戊申（1668）迄壬申（1692），历二十余年，七人或存或亡，各各星散。”庄惺庵（又名庄乾维）《序》称：“戊申岁（1668），感圣祖厚恩，传授《金华宗旨》……二十年来，怅知交之星散，悲同气之摧残。”
到了康熙壬申（1692），七人中的屠宇庵、庄惺庵，与一些人，又组成了一个扶乩团体。张爽庵（又名张坎真）《书太乙金华宗旨缘起后》称：“壬申孟夏旬有四日，值纯阳圣祖证道之辰，〔屠〕宇庵先生偕真（张坎真自称）斋沐朝礼，礼竟，辄为扶鸾之举，真佐焉。翼日，真庵潘子适至，伏蒙圣祖首录余二人，命宇庵先生为本师。至五月六日，于古红梅阁，遍礼诸真，始得授《太乙金华宗旨》。嗣后向道者日众，时庵李子继之，返庵冯子偕乃季近庵复继之，而许子凝庵、潘子卓庵又其踵焉者也。复于八月朔，特集五人，传示宗旨于阁上，如余二人科律。而许子则又命之奉教于惺庵先生。”这个新的扶乩团体中，屠宇庵、庄惺庵为师父辈，张爽庵、潘真庵、李时庵、冯返庵、冯近庵、许凝庵、潘卓庵等七人为徒弟辈。
此时，潘易庵已去世。张爽庵撰于壬申仲冬的《书太乙金华宗旨缘起后》称：“况易庵诸先生辈，又皆吾党之泰山梁木也。余生也晚，不幸而不获闻绪论于晤言色笑之余，犹幸而获闻遗响于乩走沙飞之际。”可见，潘易庵的《序》乃是扶乩降笔之作。
关于康熙壬申编辑《金华宗旨》的缘起，屠宇庵在《序》中有说明：“今岁（壬申）仲夏，孝悌明王忽奉帝敕来降，重提旧时宗旨。元（屠宇庵自称）即检笥中散简，授同学张子爽庵订辑成书。”不过，康熙壬申年张爽庵所编辑成书的《太乙金华宗旨》，不只是昔日潘易庵等七人扶乩团体所录乩文，还包括了该年新出的乩文。张爽庵《书太乙金华宗旨缘起后》明确提到，五月六日在古红梅阁，得吕祖传授《太乙金华宗旨》；八月初一，吕祖又传示宗旨于阁上，“盖以列圣相传之秘，始授诸先生者，既则广传于我七人”。
关于潘易庵等人的道派归属，有必要作些考辨。邵志琳整理本《太乙金华宗旨》中，潘易庵、刘度庵、许深庵、顾旦初（又名顾日融）、庄惺庵、屠宇庵、张爽庵等七人所作序文中，都署“净明嗣派”。然书中所载《神霄侍宸谭长真（谭处端）真人宗旨垂示》，则谓潘易庵等人另有宗派，即太乙法派，“以纯阳圣祖为第一宗大道师”，“在坛，俱依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为次。潘易庵名乾德，屠宇庵名乾元，庄惺庵名乾维，〔庄〕诚庵名乾心，周野鹤名乾龙，刘度庵名乾善，许深庵名乾亨。以后七人所授，即从坎字叙列，周而复始。”张爽庵为屠宇庵（屠乾元）的，派名为张坎真，正符合这一命名规则。
潘易庵、刘度庵、许深庵、庄惺庵、屠宇庵、张爽庵等六人，在各人所作序文中的署名，都是太乙派的法名，即中间都有一个乾字。署太乙派的法名，却标为“净明嗣派”，个中缘由尚不清楚。《道藏辑要》本《太乙金华宗旨》删去了潘易庵等人的序，只保留了屠宇庵（屠乾元）的序，作为后跋，所标派别则是“金华嗣派”，这可能是编者所改。
从别的文献中，我们得知，潘易庵即潘静观，曾师从全真道龙门派传人朱元育。
清初大儒李颙曾于康熙九年（1670）应常州知府骆锺麟的邀请，前往常州讲学。当地学者名流纷纷与其交游，而潘易庵亦与之有诗歌唱和。李颙王心敬编《南行述》纪其事，并谓：“潘易庵先生讳静观。” 李颙拟期西返，郡人闻之，纷纷挽留。“潘易庵亦出山固留，继之以书曰：‘窃闻大道之兴废，全赖唱导之一人。……夫斯人皆吾与，宇宙总一家，亦何必终日戚戚，思恋故乡，弃从游于中道耶？’先生告以‘久违先垄，痛切于心’，言与泪俱。易庵亦泫然无语。”
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本《常州府志》卷三六《艺文》，收有于琨撰《常州重建圆妙观碑记》，也提到了潘静观，称之为隐士。碑记中说，常州圆妙观于清初圮甚，郡绅孙自式翰林好道，于康熙十年（1671）发起重修，请陈玉璂中翰、龚百药孝廉二人董其事。“龚孝廉自谓昔与岳吏部锺淑、刘工部维烈、隐士潘静观考《仙鉴》源流，各登诸座，如本传。孝廉至今恒与诸友在红梅阁凌晨诵《玉皇经》。”
于琨撰《常州重建圆妙观碑记》谓潘静观为隐士，王心敬编《南行述》说潘静观曾出山挽留李颙，二者对潘静观身份的记载是一致的。从于琨撰《常州重建圆妙观碑记》可以看出，潘静观是好道之士，曾与道友在常州红梅阁诵《玉皇经》。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有《道德经妙门约》一书，题“晋陵（常州古称之一）为谷道人潘静观注，后学顾日融约”。顾日融于康熙己卯（1699）所作序言称，潘静观“生平深入道教，其于《悟真》《参同》《阴符》《清静》诸经皆有注疏”。
《道德经妙门约》的付梓者是曹廷俊、曹廷彦。此二人为兄弟，其名亦见载于于琨撰《常州重建圆妙观碑记》。碑记说，修复后的玄妙观尚未塑神像，因孙翰林赴京补官，遂停工。“越八年，而有耆民曹廷俊兄弟踵成之。”
按：邵志琳整理本《太乙金华宗旨》中有顾日融于康熙乙亥（1695）所作序，称：“壬申（1692）冬，张子爽庵集《金华宗旨》书，诸祖各为序。惺庵、宇庵亦各有言，以附潘、刘诸先生之后，可谓汇众美为大观，极一时之盛事矣。而张子必欲融一言，是白璧而益之瑕也。自壬申迄今，历三四年，融辞之益坚，而彼征之益力，无已，则自述其夙昔所见闻，与生平虽好道而不入道之病，以求证于诸祖诸先生者如此。”
可见，著《道德经妙门》、与李颙有过交往的潘静观，就是康熙戊申年在常州白龙精舍参与扶乩活动的潘易庵。
关于潘易庵的师承，也有文献可考。《藏外道书》所收《丘祖全书》之《丘祖语录》，有潘静观撰《语录后序》，说：“长春真人遗录一篇……其徒珍藏之，但传高足，勿落人间，是以世人罕闻罕见。今所传者，乃龙门嫡嗣碧虚张祖，得诸其师，而手授我云阳老师者也。我师自得此篇后，默默行持，不轻示众，即不肖观，从之二十余载，未尝寓目，其秘可知也。岁在丁未（1667），上丘祖法相，阁上光明焕发，因而云集。一日，我师忽出是篇，示二三同志曰：‘此无上法宝也，子辈珍藏勿泄。’观一见不胜惊喜，顶礼拜受，而卒业焉。……惺庵庄子因读此录，忽有所悟，遂发愿付梓流通，公其海内，云阳师笑而诺之。岂非因时赴感，迎机启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耶？观遵师命，董校正之役，谨述缘起。用告同人。”此序署“皇明永乐十三年龙门潘静观拜序”。 按，“皇明永乐十三年”显然有误，很可能是后来的编者为了表明《丘祖语录》流传已久而妄改的。
从潘静观所撰《语录后序》可知，其师“云阳老师”为龙门派传人，师祖为“龙门嫡嗣”张碧虚。
潘静观在《语录后序》中还提到了“惺庵庄子”，即庄惺庵。此人是康熙戊申扶乩活动的参与者，至壬申年，又参加了张爽庵扶乩团体，吕祖命其为许凝庵之师。邵志琳版《太乙金华宗旨》载庄惺庵（又名庄乾维）《序》称：“戊申岁，感圣祖厚恩，传授《金华宗旨》……二十年来，怅知交之星散，悲同气之摧残……不意壬申孟夏，圣祖忽降宇庵坛内。维（庄惺庵自称）闻之，如久客还家，如幼儿遇母，盖欢忻涕泪交集也。”
潘静观在《语录后序》中所说的“云阳老师”，即朱云阳，派名元育（龙门字派本为“玄”，避康熙帝名讳改为“元”）。朱元育著有《参同契阐幽》。他在《序》中说：“元育髫年慕道，最初拜北宗张碧虚师指示玄关……此后足穷五岳，遍参诸方……最后入终南深处，幸遇灵宝老人点开心易……既而束装南旋，入圜办道，赖毗陵诸法侣竭力护持，粗了一大事。丁酉岁（1657）挈门下潘子静观习静华阳（即茅山），兼览《道藏》。”悯《参同契》注者多错会，遂“与潘子究其大义，令笔录焉”。“岁在丁未（1667），许子静笃启请流通，公诸同志。张子静鉴实佐焉。”末署“康熙己酉（1669）仲春朔旦北宗龙门派下朱元育稽首敬撰”。
可见，作为康熙戊申扶乩团体核心人物的潘易庵，乃是全真道龙门派嫡传。但他为何又授予门人屠宇庵《净明忠孝录》一册，而且其扶乩团体也具有浓厚的净明道色彩呢？这反映了当时许真君（许逊）信仰的盛行。许逊飞剑斩蛟、力行忠孝的形象，在道教内外广为人知。许逊关于八百仙人将出世的龙沙之谶，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而净明道提倡忠孝，更是得到了儒家士大夫的赞扬。因此，明清时代，许真君信仰和吕祖信仰一样，不仅跨越了教派的籓篱，而且也不局限于道教之内。
明白了许真君信仰的社会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常州的扶乩团体称吕祖是代许真君“阐扬宗旨”（民间的乩坛，以吕祖飞鸾演化为多，许真君较少作为降坛神仙）。值得玩味的是，协助吕祖阐教的，是谭处端和丘处机。这正反映了这个团体核心人物的全真道背景。
邵志琳整理本《太乙金华宗旨》之《天心第一》称吕祖说：“自太上化现东华，递传岩以及南北两宗，全真可为极盛。盛者盛其徒众，衰者衰于心传。以至今日，滥泛极矣，凌替极矣。极则返，故蒙净明许祖垂慈普度，特立教外别传之旨，接引上根。”这段话表明毗陵扶乩团体正是以全真道的继承者自居。只不过是他们对全真道的现状极为不满，所以抬出许逊和吕岩来，作为革新全真道的旗帜，自称得到了教外别传之旨，要接引上根之人。
《太乙金华宗旨》所阐述的主要方法“回光守中”，亦来自全真道内丹学。顾日融《序》称：“访明阳朱道师，而与闻回光守中之旨。”这个“明阳朱道师”，有可能就是朱云阳，“明阳”系误抄；或者是朱云阳的同道。而邵志琳版《太乙金华宗旨》《逍遥诀第八》也载：“朱子（原注：云阳师，讳元育，北宗法派）尝云：‘瞎子不好修道，聋子不妨。’与吾言何异？特表其主辅轻重耳。” 这条材料，证实《太乙金华宗旨》的方法，与朱元育所传全真北宗方法无异。森由利亚《〈太乙金华宗旨〉的成立与变迁》一文已指出，《金华宗旨》的“回光”说“酷似清初位于毗陵的全真教龙门派（朱云阳派）的思想”。 但他没有进一步考察朱元育与潘易庵扶乩团体的关系，没有指出朱元育是潘易庵的老师。
依照《太乙金华宗旨》的说法，“回光”一名“昉之自文始真人”，即关尹子。 现存《正统道藏》中之《文始真经》一书，在《五鉴》中确实有“回光”一词：“譬如两目，能见天地万物；暂时回光，一时不见。” 但单凭此语，看不出关尹子所谓的“回光”与《太乙金华宗旨》所述作为内丹修法之“回光”法有何具体的联系。萧进铭先生指出，全真道祖师王重阳已明确提出“返照回光”的方法。 如谓“返照回光知去处，逍遥自在乐天真，锐然颖脱出嚣尘”； “返照回光亲看过，五色霞光，覆焘明珠颗”。 到了《丘祖语录》，更是将“光”提到本体的高度：“此光超日月，透三界。若无此光，天地亦冥顽不灵，万物何处发生？” 而此本体之光，也就是人的元神、真性：“生灭者，形也；无生灭者，神也，性也。有形皆坏，天地亦属幻躯，元会尽而示终。只有一点阳光，超乎劫数之外，在人身中为性海，即元神也。” 《丘祖语录》明确将“回光”作为证道方法：“或问曰：‘回光与金丹工夫是一是二？’师（即丘处机）曰：‘回光不止金丹，即宗门真诀也。……吾宗皆是此法。” “学人但能回光，即了生死。” 而《金华宗旨》对光和回光的论述，明显继承了《丘祖语录》的说法。如论光的本体地位：“道无名相，一性而已，一元神而已，性命不可见，寄之天光”；“山河大地，日月照临，无非此光”，“聪明智慧，一切运转，亦无非此光”。 如论回光乃修道正途：“诸子只去回光，便是无上妙谛。”“回之既久，此光凝结，便是自然法身。”
《丘祖语录》由朱元育、潘静观公之于世，而潘静观在毗陵扶乩团体中处于师长地位，因此，《太乙金华宗旨》不仅与《丘祖语录》有思想上的继承关系，而且与龙门派有着直接的传承脉络。
全真道龙门派第十一代传人闵一得（1749—1836）所编《古书隐楼藏书》第五册收有《太乙金华宗旨》，则以蒋元庭编《道藏辑要》本为底本。闵一得认为，“是书出于康熙戊辰岁（1688），演成于金盖龙峤山房，实为陶靖庵、黄隐真、盛青厓、朱九还、闵雪蓑翁、陶石庵、谢凝素诸名宿，皆医世之材，故〔吕祖〕授此大道。” 又说：“先哲陶石庵先生寿诸梓。嘉庆间蒋元庭侍郎误得伪本，纂入《道藏辑要》。后得本山原本于浙省，拟即改梓，而板在京邸，及取归，而侍郎又北上，卒于京师，事遂中止。”
闵一得关于《太乙金华宗旨》出于金盖山的说法，不可信。 最重要的反证，就是闵一得的订正本，在《逍遥诀第八》中也有朱元育那句话。因为常州扶乩团体核心人物潘易庵的师父是朱元育，故《太乙金华宗旨》中出现朱元育的话很正常。如果《太乙金华宗旨》是出自金盖山陶靖庵等人的乩坛，也载一句朱元育的话，就很难讲通了。如果闵一得认为这句话是金盖山原本所没有的，他大可删去。事实上他所看到的蒋元庭本，就删去了朱元育的话以及吕祖的评语。他之所以根据别的本子把朱元育的话加上，是为了证明该书所述方法出自全真道而不是净明道。
闵一得对《金华宗旨》一书的来历搞不清楚。他说：“今适游秣陵（即南京），获见世传誊本，亦与陶本不尽合，而较蒋本反多一二节，似又出自陶本者。” “世传誊本”有可能是邵志琳改编以前的本子，而邵本作了删节，蒋本又在邵本基础上作了修订。闵一得不清楚该书的流传经过，见到一个跟蒋本不一样的本子，就以为可以坐实他所说的最初的原本是金盖山房的“陶本”。事实上，所谓“陶本”完全是他想象出来的，以提高金盖山的地位。所谓陶靖庵等七人，也是根据《太乙金华宗旨》的几篇序中提到扶乩团体有七人，而拼凑起来的。闵一得的编造最不能自圆其说的，是他在《逍遥诀第八》中有一段注释，说：“山本此下载有王昆阳律师玄论，时为康熙戊辰秋（1688），律师自北南来，馆于杭城宗阳宫，靖庵、隐真往谒，呈上此书。”闵一得在这段话的后面标明“太定谨白”。 “太定”即陶太定，俗名陶思萱，号石庵子。闵一得想以此来表明他所说的真实性。但是，闵一得撰《金盖心灯》、道光年间完颜崇实与北京白云观监院合编《白云仙表》，都载王常月羽化于康熙十九年（1680）。 而陶靖庵、黄隐真二人，按闵一得《金盖心灯》所载，更是早于康熙十二年（1673）就羽化了。 有人提出，“戊辰”可能是“甲辰”之误。 闵一得撰《金盖心灯》卷二《詹怡阳律师传》，鲍廷博注引《金盖云笺》说：“康熙三年（1664）岁次甲辰三月，国师王真人（王常月）由京师出驻浙杭之宗阳宫，从者二十余人。”又《金盖心灯》卷三《谢凝素律师传》谓：“康熙甲辰（1664），〔谢凝素〕出〔金盖山〕谒昆阳王祖（王常月）于宗阳宫。”即使我们承认“戊辰”为“甲辰”之误，也不能证明闵一得所说《金华宗旨》最早出于金盖山的真实性。
按照闵一得的说法，蒋元庭编入《道藏辑要》中的《金华宗旨》是“伪本”。 那么，只要闵一得刊出“原本”，真伪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他为什么只是刊出蒋元庭本，来费心地加以“订正”呢？合理的解释就是，金盖山根本没有所谓作为原本的“陶本”。闵一得在为《皇极阖辟证道仙经》写的《序》中说：“《金华宗旨》伪本虽入《藏》，而板存姑苏，取以重梓，亦自易易。且其所误不过支派混淆，取证失真，明眼人见之，自然立辩”。 可见，闵一得拿不出原本，才东说西说。他又辩解既有原本《证道仙经》，为何不直接付梓，说：“原可照本翻刻，然伪本流传已广，必须补其缺，正其误，一一标而出之。” 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只要把原本付印，“伪本”不就没有市场了吗？还用得着在“伪本”上费心校正吗？实际上，闵一得声称拥有“原本”，一是为了提高金盖山的声誉，二是为了方便他对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修改而已。
据六十四卷本《吕祖全书》的凡例，其所采经籍出自湖州金盖山云巢精舍刻本者有：《金刚经注释》、《群言会粹》、《金丹种子》、《警世功过格》。 《金丹示掌初编》，凡例中说出自云怡草堂刻本，但正文标题下则注明原本为湖城云巢精舍降笔抄本。 邵志琳在《金丹示掌初编后记》中说，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蔡来鹤从湖州捧回重订。 蔡来鹤、邵志琳二人为师徒关系。 蔡来鹤系全真龙门派道士，是刊刻六十四卷本《吕祖全书》的发起人，邵志琳则负责增辑重编。据《金盖心灯》卷七《邵秋漪先生传》（秋漪为邵志琳的号）说，蔡、邵二人与金盖山的关系很密切。 如果金盖山拥有原本《金华宗旨》，蔡、邵二人是不会忽视的，或者直接采入此本，或者据以校勘。而《吕祖全书》中完全没有提到金盖山刊刻有《金华宗旨》，也可证明闵一得所说站不住脚。
(谨撰此文恭贺熊先生八十华诞。感谢熊先生发起编纂《老子集成》，我得以预其事，增长了许多见识。此文中提到的《道德经妙门约》，也是由于编纂《老子集成》，我才知道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
